王剑平：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

——谈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

王剑平

简单的力量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1938-1988)，是“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被誉为小说界的“简约主义”大师、“继海明威之后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作家”。卡佛一生写过六十五篇小说，都是短篇，还出过诗集，写过少量散文。卡佛活了四十九岁，创作期二十年左右，二十年写六十五个短篇，我算了算，不算多，也不算少。在我的编辑生涯中，面对堆积如山的稿件，我对一篇小说的最初判断，即是题材与作品对应的字数，当然，这不能作为判断一篇小说优劣的依据，但十有八九也还准确。按我的经验结论，卡佛的文字没有泛滥。

十九岁开始，卡佛即为生计奔忙，他做过锯木工、加油工、搬运工、清洁工、邮差、看门人，他要养活两个孩子。按卡佛自己的说法：“要把牛奶和食物放在餐桌上，要交房租，要是非得做出选择的话，我只能选择放弃写作。”无论是数量、质量，还是写作风格，有今天这个文学成就，卡佛的生活环境是个决定因素。

在小说这个文体里，短篇小说是个最考技术的体例。结构、节奏、故事、人物、语言、思想等等，在小说的诸多要素中，要在捉襟见肘的文字里表现得丝毫不差，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卡佛小说结构紧凑、叙事干净、语言冷峻，更重要的是，他以全新的面貌阐释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也颠覆了传统小说的许多观念。

比如卡佛的《小东西》，就是个很小的短篇，小说一开始，就写一对夫妻离异时的别扭场面。妻子对正在收拾东西的丈夫说：“我真太高兴你就要走了！我真高兴你就要走了！……你听见了吗？”丈夫不出声，妻子又说：“你这混蛋！我真是太高兴了，你就要走了！你不敢看我的脸，是不是？”从这几句简单的对话里，我能感觉妻子复杂、绝望的内心。后来，妻子又对默不出声、仍在收拾东西的丈夫大声吼道——“快滚。”可丈夫一直在磨磨蹭蹭。直到最后，丈夫在桌子上，无意间收起一张婴儿的照片，突然从妻子抱在怀里的孩子身上发现了可以多呆一会儿的理由。一声不吭的丈夫，开始反击。于是，夫妻二人因襁褓中的婴儿发生了行为上的争执。

争抢中，卡佛以丈夫的视角，这么写道：“他感觉那孩子正从他手中滑脱出去，他用力往回拽着。就在这一刻，事情终于有了了结。”小说至此结束。一个简单、流动的场景，加上夫妻二人微妙的动作描述，再加一个挣抢动作，小说戛然而止，留下一个巨大、关键的空间，这个部分是留给读者的。婴儿被扯成了两半？还是掉到了地上？在卡佛面如死灰的叙述中，他写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可调和的隔阂，这对夫妻肯定不会因此和解，婴儿的结果一定是很糟糕的。妻子的歇斯底里，丈夫的磨磨蹭蹭，当然，不排除丈夫对婴儿的爱，不过他是在收拾完所有东西后，才注意到婴儿照片的。从这些细微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两人似乎并不甘心彼此离去。卡佛给人的就是这样一种极小的场景、极小的叙事，但却对人心构成了深痛的刺激。有多少作家具备这样一种力量？《小东西》不是卡佛最好的小说，只能算他最简单的小说，全文仅千字左右。

一九九三年，我第一次读卡佛，是他的《你在圣•弗兰西斯科做什么？》（一九九二年，花城出版社，原名《我打电话的地方》，应该是个台湾译本），这个集子收录了卡佛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初期的小说十三篇。

很巧，那段时间，我正在考虑创作一个短篇。故事的源头是一个地方小报的一则报道，说的是一对夫妻外出打工，妻子死了，丈夫历尽千辛把亡妻背回家的事故。这个行为是不是爱情？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传统惯性使然？我能意识到，写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丈夫把妻子背回家后，只有一个结果，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入土为安，这仍然是个单薄、俗套的故事，同样没有任何意义。可我有写这个故事的冲动，构思中的故事有着种种不确定性，陷在传统小说思维套路中，我拿不准这篇小说该怎么写。

这时候，我读到了这个集子中的《凉亭》。

《凉亭》写的是，一对贫困夫妻开了一家汽车旅馆，生活有所好转，两人的感情却出了问题，起因是男方行为出轨。尽管夫妻二人关了店门，一天一夜都在床上闹别扭，并没有发生肢体上的冲突，甚至没有过急言语，妻子要跳楼自杀，丈夫抱住她柔言安慰。他们都说，我是爱你的，但彼此之间却不可调和。这其间，楼下有投宿者敲门，他们闻之不理。关门的目的，就是一心只想解决好自己的问题。他们站在窗户边看着投宿者，启动汽车，再次汇入高速公路的汽车流里。小说至此结束。

和卡佛的其他作品一样，《凉亭》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没有传统小说的叙事高潮，最后，问题也没有解决。就阅读习惯而言，读卡佛的小说确实是个挑战。卡佛却能从生活日常出发，轻易就写出了人心的复杂。

《凉亭》里，夫妻的矛盾没有解决，不合时宜出现的投宿者也无奈离开。就我写小说的经验而言，小说的开始我都会下个套，整个小说的过程就是为了解开这个套。卡佛的小说一开始，也下这么一个套，但最后他却不解这个套。直到小说完成，卡佛已经走了很远，读者还在他的套子中走不出来。我不认为卡佛在做无效叙事，关于投宿者，他借此隐喻，他们的生活拒绝一切外来者。最后，他们看着投宿者发动汽车，汇入高速公路的汽车洪流，也预示了这对夫妻无法融入别人那样的生活，进一步推翻了夫妻矛盾，系因丈夫出轨导致。拒绝外来者干扰，无法融入别人那样的生活，自己又过不好，生活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卡佛的套越下越深。

讲好一个事故，是小说叙事的基本要素，但故事在卡佛这里并不重要。借卡佛的《凉亭》，我似乎明白构思中的小说该怎么写。这时候，我开始做减法，我要写的故事应该和爱情没有关系，也无关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甚至，丈夫是否把亡妻顺利背回家、是否还要寻找自己失踪的孩子，这一切都无关紧要。我只要一个过程，不需要有个完整的因果链。一个无头无尾的故事，似乎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更大的体量，至少从外观上看，更能体现人心的背离与撕裂。我按这个想法，最终写了《冬雨》这个短篇。

卡佛的小说，影响了日本的村上春树，也影响了一大批中国作家。如余华、韩东、苏童、李洱、徐则臣，他们都书写过与卡佛小说纠结的感受。苏童毫不忌讳地说：美国作家中我个人最倾心的是雷蒙德·卡佛，我从中发现了一种自由精神。它吸引我，是因为他在我所有阅读范畴中，带给我一种崭新目光，一个新的切入点。我觉得它非常好地解决了我在小说创作中的问题，如何把日常生活与我们所探讨的关于人的处境问题、人与人、人与世界不可调和的关系处理好。

大背景小叙事

任何一个作家都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时代，一些小说尽管有个历史的外衣，它仍然无法摆脱作者生活的时代与历史的关系。卡佛写自己的时代，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卡佛的文学实践集中于上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美国爆发过两次经济危机，影响一直持续到八十年代。这其间，美国进行了经济产业调整，开展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活动。卡佛的创作时段贯穿这个背景，因此，有人称他为美国文坛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和表达者。

“艰难时世”是英国作家狄更斯的作品，《艰难时世》的写作，建立在英国十九世纪工业资本剥削和社会劳资关系的批判上，它有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宏大背景，人物涉及工厂主、银行家、投机商、教育家。显然，卡佛比狄更斯窄小得多，他不写宏大复杂的社会关系，也不构建更多、更复杂的人物关系，他只注重人物复杂内心的表述。

卡佛如此简单，以至于被冠以“极简主义者”的标签。能把复杂写得简单的作家，能把简单写得复杂的作家，都不是简单的作家。我认同苏童的观点，卡佛确实是个非常复杂的作家。他发现了传统经典在宽度与厚度上，于他生活时代的弊端，或者因生计所迫，他不得不另辟蹊径，探究一种适合自己“新的小说”，他使小说的“纵深度”成为可能。要解读清楚卡佛，不比解读狄更斯容易。

博尔赫斯曾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得到启发，写了《两个做梦人的故事》，其讲述开罗的一个破落富人，梦到伊斯法罕有自己的财富，到了伊斯法罕，这个破落人从另一个人那里听到另一个财富的梦幻，根据梦中的提示，破落富人在自己的庭园里找到祖先留下的财富。博尔赫斯讲述的是，从他者身上寻求参照，获取经验的故事。

我借用这个参照经验，除《艰难时世》外，再以《复活》为例，给卡佛一个对应的参照。《复活》是托尔斯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一个高峰，卡佛本人也很喜欢托尔斯泰。在《复活》的写作上，托尔斯泰笔触广阔深刻、真实生动，在反映社会风俗、人情、国民性和社会矛盾的同时，选举社会各阶层代表为描述对象，把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建立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上。这种宏阔叙事，是针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所进行的大胆设想和历史求证，对比、讽刺、心理描写，《复活》在技术层面也更为复杂。

与之相比，卡佛不描述经济危机、不写产业调整，也不写经济改革，甚至不描摹社会背景、不写工厂环境。他的故事都发生在小城市里，他却不写城市。卡佛的小说内容，大多取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他把小说场景构建在一个简单、流动的画面里，像一出独幕剧的演出。在这个场景下，失业者、破产者、离异者、酒鬼，在这个群体里，他只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心。人情冷漠、世态炎凉，他对自己的体会进行感受式书写，纷繁的生活在他的笔下被剥去了外衣，除却了小说虚伪的诗意。小叙事、深切口，构成卡佛小说的一个独特面貌。托尔斯泰以博大坚实的建筑材料，构建一座不朽的大厦，卡佛只是个能工巧匠。

约翰•巴思说，卡佛的创作是对美国生活的具体成分全神贯注。苏童说，卡佛小说里的一切尖锐得令人生畏。有人说，契诃夫之后，卡佛是唯一能曲尽下层小人物种种辛酸的短篇大师。卡佛呈现给我们的，是城市生活生存境遇的悲剧。

设置一个场景，以此为轴心展开故事的作家也很多，比如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罗布—格里耶的《咖啡壶》，全文千字左右，和《小东西》体量规模相当。写来写去，反反复复，罗布—格里耶就写放在桌上的一个咖啡壶，写阳光对它的照耀、写咖啡壶的形状、阴影，由此构成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短篇小说。罗布—格里耶表现物质时代“物压迫人”这个主题，是“写物主义”的代表，其反故事、单视角，对后来的元小说、边缘叙事、写物主义等等，都产生过影响。

罗布—格里耶的小说实验性、探索性较强，相比而言，卡佛要成熟得多。卡佛写物不同于罗布—格里耶，他写物具备更多的象征意义：如《羽毛》里描写的孔雀，《大教堂》里盲人手上反复出现的皮箱。再如，《保鲜》中，一个失业的丈夫，经济捉襟见肘，冰箱又突然坏了，冰箱的“保鲜”功能，一下就成了保障婚姻的象征。《马笼头》中，一对破产夫妻，带着儿女和自己喜欢的马笼头，从明尼苏达来到亚利桑那碰运气，男人没有找到工作，还不小心碰伤了自己的头，这里的“运气”碰得男人头破血流。最后他们一家，不得不收拾东西离开亚利桑那，走时竟忘了带走那个充满象征意味的马笼头。

继狄更斯、托尔斯泰之后，十九世纪以来，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变，新时代，新生活，新的精神面貌，需要新的表现手段。这时候的人类，开始对群体而不是个体产生了怀疑，文学也开始由对社会的“广泛概括”，转向个体内部寻找最基础、最根本的东西。文学要表现的人类，正是由那些千千万万个不同的个体构成。卡佛的书写，是在大背景下推动小叙事繁荣的一个案例，他让一种全新视角的小说成为可能。

卡佛以司空见惯的生活日常为主题，写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如《羽毛》，写一对生活平淡的夫妻，希望过朋友那种有儿子、有宠物的日子。当他们拥有了这一切，却发现生活并非他们所想。《瑟夫的房子》写一对二十多年的夫妻，靠别人借给的房子，想共同挽回一段离散的情感。后来，房子要被主人收回了。这时候，房子的主人几乎成了上帝，他掌控了一切。《软座包箱》写一位离异的男子，兴致勃勃去探望八年不见的儿子。但倒霉的父亲丢失了随身行李和礼物，突然后悔这一行程。计划中的一切，就像一副拿在手上的扑克牌，现在不得不随着牌局洗一次牌。在《维他命》中，推销维他命的女人，因惨淡经营而焦虑不堪，而丈夫却在打她同伴的主意。卡佛笔下这些小人物，都处在人心撕裂、身不由己的境地中。

读卡佛的小说，还让人想起弗兰茨•卡夫卡。卡佛和卡夫卡，从表达人心上来看，都写生活的真相，但卡佛的文学形象是具体的，卡夫卡是寓言式的。无论具体还是寓言式，他们笔下的景象均令人感到不安和疼痛。读卡夫卡，我感觉到一种深不可测的恐惧，让人倍感绝望；而卡佛笔下的人心挣扎，尽管看不到尽头，但却有一种直面无望后的安然。王安忆说：疼痛感是一个作家最宝贵的东西，它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家的分量。当然，卡佛无法与卡夫卡相比，作为“文学终结者”的卡夫卡毕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传奇，卡佛只是个个案。但我们也别指望从卡佛那里得到安慰，他身上同样没有传统文学的温情脉脉。

卡佛的小说结构紧凑、情节简单、语言朴实，但却能轻易道出了人心的繁复、生活的困苦、零碎的无望。他的小说就像生长在地里的庄稼，根须深置于生活这块土地中，与我们破碎的人心同频，这就是卡佛的力量所在。

两笔丰厚的遗产

读卡佛的《保鲜》、《马笼头》、《柴火》，会让人联想起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雨中的猫》、《桥边的老人》等小说。但海明威的叙述置身事外，其写作的状态是优雅的；而卡佛则置身其中，“生怕屁股底下的凳子被人抢走”；海明威对不可战胜的生活和自然，保持不屈之心，被称为硬汉作家；卡佛则对无望的生活保持坦然。显然，海明威的世界要强劲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