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冰散文《白云生处有侗家》

在我十二岁那年的暑假，父亲带着我和他的几位画友，去从江写生。那时，父亲一门心思要把未成年的我培养成画家。

从江离贵阳有三四百公里。绿皮火车缓慢的哐当声并不直接通往从江腹地，而是要慢慢悠悠地用上大半天的时间，先把我们送到州府所在地凯里，然后我们再沿榕江坐船一路过去。途中的辗转对于年少的我来说，就像一段恍恍惚惚的睡眠，我不知道是不是出远门的过度兴奋掠夺了路程的颠沛感，多年来，甚至提到从江，我也不再记得涂鸦了什么。只有一些零碎的画面能闪闪烁烁地拼凑出那次遥远的旅行：在都柳江上晕船时的眩晕和呕吐、简陋旅馆里发黄的蚊帐、路边赤脚幼孩吮着脏兮兮的手指、还有那些怯生生的眼神……而这些凝固于大脑的散碎画面居然都呈现着混沌的褐色，这是不是，跟当地人身上的衣服有关呢？或者，它们被时间褪色成老照片了？如果说也有什么让我印象较深的话，那便是从河边捡拾的鹅卵石了，它们浸泡后的纹理是那样清晰，还有郁郁葱葱的大榕树，一尘不染得好像仍处在洪荒之初，似乎此前并无人的踪迹。不会游泳的我穿着泳衣扶着小木船滑进水里，小鱼们围着我打转，在它们看来，我一定是入侵它们领地的庞然大物，于是形成了围攻的阵势，对我进行微弱却又奋力的驱逐。明澄见底的深水过分突兀地定格在我的印象中，常常使我回想起这个画面时，总有一种梦幻般的不实之感。

后来，父亲创作了一幅一平米大小的油画《侗寨》。画面近处是躺在清彻水底的鹅卵石，画的主体是月光下巨大的榕树，占据画幅二分之一。画里的乡村不是现实里的村庄，而是发芽自城里人想当然的诗意的种子，但它符合人们对于乡村的审美诉求，古朴原始地反义着城市的喧嚣。我在这幅画里看到的是父亲的从江，看到的是艺术提炼出的乡村的另一幅面孔，这幅画分明与我去过的从江隔着一段几乎没法衔接的距离。

黔东南的苗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瑶族、壮族、土家族等三十多个少数民族，是贵州画家们汲取养份和触发灵感的源泉。不夸张地说，在我的父辈画家的笔下，或多或少地都拥有一些这类素材的作品。记得李惠昂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油画《苗女》，当时非常具有代表性地在画界引起过关注，后来听说，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它。另一位画家陈红旗有很长一段时间客居岜（读音BIA）沙，他曾叫我去他画室看过数张主题不同的巨幅油画，他画了大量岜沙人的婚俗葬礼、饮食起居，完全是一组用图像来呈现的民俗文献。我鼓动他做成一本图文书，而不是仅止于图像本身，但不记得是什么原因终无下文。在我周围，还有许多在画风、观念中反抗着前辈的画家朋友，黔东南，始终是他们愿意追随父辈而无法绕开的掘取创作营养的对象。

多年来，我没有想到过再去从江。似乎我有理由认为，因为它近在咫尺，已为我所熟悉，我便可以以“家人”的身份对它熟视无睹。其实，每当我以文字的方式接近它时，它又是让我感到陌生和遥远的。我只能狭隘地猜测，它提供的养份，无法喂养我们这些迁徙的人群——是的，移民大省贵州，史上曾是南方民族迁徙流动的大走廊，是苗瑶、百越、氐羌和濮人的交汇之地，而我作为这片土地上的一砂一尘，难免不也承袭了那样的移民基因：因为远离中原文化而仿佛丧失了生长的根基，可身边的少数民族文化，又自然而然地与我们相隔膜难交融，这便会在某种程度上，给我们带来文化上的营养不良。

这次再去从江，竟然与上次相隔了三十余年。高铁很快，仅耗时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那里，若坐汽车，五个小时也足够了。从江号称“黔南门户、桂北要津”，位于与广西接壤的贵州省东南部，至于对它“天有北斗七星，地有七星侗寨”的妙喻，则指的是，若从高处俯瞰，从江境内参差坐落着七个侗寨，是以一个勺形的北斗星之状分布开的，并且还各自都有一个只有其音而无文字的侗语的命名：摇光星——銮里；开阳星——银良；玉衡星——平求；天权星——高增；天玑星——岜扒；天璇星——小黄；天枢星——占里。但这地上的七星虽然同为侗寨，却又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仿佛它们所遥相对应着的天上的星宿，给予它们的是相异的神启，要求同根同祖的它们得个性分明地守持自己的传统习俗。

这回一踏上从江疆域，我就试图发现一些记忆的蛛丝马迹，用我僵固的想象作一次徒劳的回望，以一种或粗暴或简单的方式，来唤回和弥补我那个残片似的从江记忆。可是，眼前的从江除了让我有种初次谋面的新鲜感，它的立体多面让我根本无法归纳出，它与那个平面的旧从江之间内在的血亲关系。我只能重新定义，这是一个脱胎于时间的新从江，它早已和我一起成人，成长为另一副无法相认的样子。

到达从江的第一站是岜沙部落。身处月亮山麓里的岜沙村民，常年以稻作为主，狩猎为伴。在苗语中有“草木茂密丰盛”之意的岜沙，是黑苗后代。据说，这里的先民是当年蚩尤与黄帝征战逐鹿战败后，残部向西南地区撤退、迁徙到此的先头部队。

如今的岜沙是中国唯一政府许可持枪的部落。寨门前，迎接游人的不是鲜花，也不是美酒，而是一阵突然的枪声在我们头顶噼啪连响，这种特殊的迎客方式像是给游人的一个下马威。不过出膛的声音喜庆得如同鞭炮，倒与枪所具备的肃杀之气仿佛无关了。扛枪的岜沙男人彪悍而孔武，把那些受到庇护的低头刺绣染纺的女人衬托得更加女人。望着眼前跳芦笙舞的男男女女，我觉得，好像男耕女织在这里依然守持着最原初的秩序，也正是在这样的秩序里，许多重要的岜沙传统都世世代代地得到了严格遵从。这里的男子到了十六岁，即要施行苗语叫作“达给”的成人礼，由同村的鬼师为其用锋利的镰刀剃除头顶之外的头发，保留头顶一圈束成发髻。用当地人的话说，梳成“苗鬏鬏”，称为“户棍”，成人礼后的男子即可持枪。

岜沙寨奉树为神，他们最盛大的祭祀仪式即是拜树神。寨里供着一节巨大的早已风干的百年香樟老树根。据当地人说，此树当年被伐去修建领袖纪念堂，只给村里留下了这早已坏死的树根。这也许是岜沙人的无奈之举。我不知道这风干的树根是否还具备继续庇佑岜沙人的灵性，在我眼里，这死掉的树根更像是一个时代的纪念碑。

奉树为神的岜沙人有“三棵树”之说，即岜沙人在出生时其父母会种下一棵树，称为“生命树”，逢年过节孩子要祭拜“消灾树”，其一生都要与树相伴，离世时便伐此树为棺。不过，树除了担负以上这些见证生死的带有宗教意味的功能之外，在被茂盛树木环抱的岜沙人的日常生活里，树也是他们遮风避日的必备之物。这里的房屋都是巨木搭建，没有一根钢筋与水泥的民居，散发出一种原生态的伐木而居的生活。

寨子旁边依山而建的度假村别墅，也完全依照当地人的房屋样式和材质构筑，一座一座木屋都像隐没在大山里的巢穴。清晨，别墅门前的林海与远山，呈现出一种逍遥之美，仿佛储备了大自然的所有颜色，彰显出一种无声的繁华。眼前“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景致，让从喧嚣里而来的我们做了一回短暂的隐者。傍晚，远处寂寥的萤火似的灯光，又让我矛盾地感受着，那些白天里如诗如画的美景，如今被寂寥突显的夜晚覆盖和否定了，我不知道哪个才是它的真身，但我仍然愿意把这样的寂寞之景定义为，它是抵达美的另一条殊途。不过，无论怎样的乡村都是真实的，都同样不被城市人真正触摸，除了这一点即兴的个人感受，近在咫尺的它，始终在疏远我内心对于乡村完整和客观的描述。我们与乡村或许正是保持着这样一种陌生的关系，被它喂养的同时，又与它永不相逢。而城市人对于乡村的想象和理解，也许永远只是在文字里被编织。

占里寨迎客的方式要比岜沙人温和得多，寨门前众少女着盛装唱侗歌，一派和平景象，不过要进寨也没那么容易，得喝掉她们手中的拦门酒。

据说，占里人是吴越后裔，最初由广西迁徙而来，从此在这里繁衍生息，并保持着原初的传统。占里先民认为万物皆有灵魂附身，都有知有觉，因此他们对天地日月河流山川，所有生灵都充满敬畏。这样的敬畏感来自于他们拥有的一套完整的管理机制，而这个机制背后是一种信仰和崇拜的文化，是属于他们的萨文化。也许这便是他们始终如一保持自己的语言、习俗而不被同化所储备的能量，对应着我余光中瞥见的那位门槛边的老妇人，在她脸上纵横的皱纹里，我仿佛看到了那装载着一生不被改写的神情。

寨子里的河两岸是披挂上阵的糯米稻，层层叠叠地挂在晒禾架上，壮观得如同护寨的金色城墙，在阳光下织成的迷宫方阵，烘托着“迷宫”里的占里人在丰收的舞蹈里，延迟着寒冬的来临。

乡村里的时间总是缓慢的，带着一种被空旷、寂寞稀释后显露出来的松散，生活有条不紊地悬挂在时钟的刻度上，任由工业、机械及高速在山外回响，好比那些挂在窗前的缕缕蓝布，垂在风里，折射出城市人内心焦灼的暗影。一缕布从纺到织再到染要经过多少时间？而一年四季的衣装都是出自这些荡在风里的布条，又要用去一个女人一辈子多少的心力？没有人计算过，也许这就是构成她们日子的经纬，是她们的本份，仿佛在那些双手之间，织入的是固守一方的传统。

半路上有妇人们织布的场面，她们娴熟的手法和单调的织布声，因为旅游的开发，也成了一幅供游人拍照的画景，成了旅游者阳光下的白日梦境。游人手里的相机，寻找着每一个奇特甚至夸张的角度，拍下他们眼里对这一劳作的诠释，似乎我们有能力用所见来修改她们织布声里的情节。我走神地站在现场，拍下她们的同时，也在心里酝酿着她们手中的日子，用尽我全部的对于乡村的想象去展开。

在一个空闲的傍晚，我随意散步时，拐进了与度假村毗邻的一个小小的寨子。我看见妇人们手脚麻利又小心翼翼地，正往那种用构树皮做成的布料上涂抹鸡蛋清，我不知道这属于布料制作工艺上的哪个环节。我蹲在一位妇人身边，盯着她手上的小工具发呆，她笑着将小刷子递给我。我学着她的样子，蘸起蛋清往上抹。看着那些无法丈量出长度的漫长布料，我的心和手都开始退缩，我问她，这得用去多少时间才算完工？她仍然笑而不答。旁边一位年轻女子告诉我说，她不会说汉话。我把工具还给她，她笑着接过，我想，她一定识破了我脸上想要逃跑的表情。

在游走中见到的这些制作布料的过程，让我窥见到的他们，正是在这些细碎的时间里，用这种极为日常的方式去结实着他们的民族脐带，强化着属于他们的精神血统，因此，占里人不论是日常便装还是节日盛装，都始终如一地保持着或简单或复杂的传统服饰而不被汉化，或许这正是一个民族所拥有的完整信仰最直观和最外在的回答。我想起同去的朋友说，真想给当地的孩子们捐点什么。接待我们的当地人说，衣服就不用了，他们只穿自己的民族服饰。

占里还是一个神奇的村寨，因为它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公开秘密。这里百分之九十几家庭的孩子都是一男一女，一直保持着男女比例的平衡。而这种平衡，据说是因为寨里的一种幻花草，这种草配以寨里的两口井，即男井与女井，生男生女便完全可以按此配方来决定。不过，此神草掌握在一个女药师手里，秘不示人，女药师将死，才会传授给她的继承人，并且传女不传男。虽然，生男生女在这里可以任性到如此随心所欲的程度，但占里人却始终遵循着他们古歌里所吟唱的“崽多无田种，女多无银戴”的生存原则。

一路上搜集着这些当地人的日常点滴，在不经意间，它们已装点出了游人眼里一种遥远的诗意，但我明白，它们又是文字不能抵达的，是一种无法被外人窥见的日子，是一种他们自己才可能咀嚼出来的滋味。

多年来，黔东南像一个与外地朋友聊天的背景，只要提到贵州，黔东南就像一个LOGO似的，绕过它，贵州便似乎显得势单力薄，提到它，贵州便有一盘招待外地朋友的少数民族盛宴。

小黄因为侗族大歌，名气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我无从描述它，或者说怎么描述它都会词不达意。

小黄侗寨最负盛名的“小黄的歌”，侗语称之为“嘎小黄”。这里是名副其实的“侗歌之乡”和“音乐天堂”。一进寨子，就听见侗歌在不远处回荡。在一处宽阔的场地上，众多村民自由组合的歌声成为此时最“小黄”的声音。年老的年幼的，男男女女们都聚集在此。仿佛这歌里有神灵，在最日常的日子里，召唤着村民心底最深切的情感。我不知道他们唱侗歌时是否怀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感，而对于观者的我们，情绪和状态都是游离在歌声之外的，只剩下匆忙的步伐，在侗歌的背景下作一次快速而潦草的游走。

我们沿着几乎见不到人的巷子往里窜，见一位佝偻着脊背的老人，牵着年幼的孩子，疾疾地往侗歌的方向走；又遇着几个身穿侗服的小女孩，跑向场坝，此时，只有我们与坝上的歌声在背道而驰，渐行渐远。

一路上，我们没有发现一点被开发的痕迹，“新农村”的建筑似乎难以在这里插足生根。整个村寨都保持着原始风貌，所有建筑都陈旧得如同是外部世界的弃儿。年深月久的鼓楼、吊脚楼、风雨桥，散发出一种统一和谐的古老灰色。这些和岁月厮磨已久的痕迹启发着我们去做猜测，这些普通的它们，一定潜藏着无数久远的故事和传说，而走近它们，便可以轻易地触摸到那深植于地下的根系，找到它们身上那些最易辨识的掌纹和体味。

侗歌是喂养当地人的乳汁，是一种小黄村的孩子还未呀呀学语，便已然熟悉了的味道。也许对他们来说，侗歌是先于语言的更重要的本事，是他们与生俱来留在心底的烙印，所以，这里的歌师便有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尊位。据说，我们听到的几种不同声部的合音，并不像我们的大合唱那样需要指挥，需要排演。从小各自跟从歌师学唱的侗歌，不论唱的是哪个声部，只要合在一起，多少人的合唱，每个人都能准确地找到自己的声部，天然地成就出一曲曲天籁之音。我所听到的最震撼人心的，是一场人山人海的万人侗歌演唱，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侗族人，把他们的侗族大歌演绎到了让人叹为观止的程度。在万人盛装、满身银器的银色海洋里，那歌声便是黑色夜空里掀起的浩翰海浪。

几天的时间，虽然只是一种匆忙的经过，但岜沙、占里和小黄名副其实的同根同祖却又“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让我对那些未知的侗寨充满向往，銮里、银良、平求、高增，它们又会以怎样的风貌示人呢？也许有一天，我会与它们相遇。至于我记忆里那个越来越模糊的、已然被现实告别了的旧从江，它在渐行渐远中，为我提供的不过是一种不可复制的成长记忆而已。

回来给父亲说起此次的从江之行，父亲对我细数往事，那晚的对话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俩站在时间的两头，讨论着各自心里完全不同的从江。但新的也好，旧的也罢，它们都真切地成为了当晚的主角，只是，在新与旧之间，在我与父亲的对话之间，我却怎么也找不到它们可以交叉与重叠的部分。父亲说，那时去从江，创作经费在路上花得精光，后来只好绕道广西柳州，到柳州美协借了路费才折腾回的贵阳。我对父亲说，现在去从江不过咫尺的距离。

黄冰:贵州省作家协会理事，鲁迅文学院第24届高研班学员。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地老天荒》，并获首届贵州专业文艺奖。现为贵州人民出版社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