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青年女诗人的生命立场

贵州青年女诗人的生命立场

淳本

一直想给贵州九零后的女诗们说点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中国诗歌的局外人，我们一起在参与中国现代诗的历程，是组成它的庞大基数。因为出于对诗歌真挚的爱，又仰仗年龄关系，才敢对她们有所臧否。

现代诗歌与旧体诗不一样，由于它成诗的特殊性，使得写作者对于年龄的依赖越来越小。但基于写得越多越容易形成套路，越容易思维固化的特点，新鲜血液的加入，便犹如在一潭死水中放入了一群凶猛的鱼，那种活性的激发，是这个诗坛最需要的东西。因此，年轻人的加入，一直倍受关注。我也特别喜欢看后生们的诗歌，特别是九零后，喜欢他们对语言的触摸方式，喜欢他们在文字中不拘一格的想像与飞升。但对贵州这批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我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去年赵卫峰老师邀请我去贵阳参加了一个诗歌讨论会，才知道有这么多年轻人又形成了新的诗歌力量，在这条路上前行。这次，选择这九位年轻女诗人作为谈论对象，是想从她们的文本中找到我们彼此交流的方式，至于那些表面的荣耀，我并不看重。由于我也是个写作者，而非评论家，只能从写作经验与阅读经验去说出我的看法。且无意对谁褒贬，当然也不会吝惜我的真情。

女诗人的诗，一直是组成中国现代诗这个群体最丰富多元，最灵活善变的因素。这些，我均在贵州这群女诗人身上看到了，其中有直率热情的严小妖，有天赋灵性的熊生婵，有颇具古典精神的何瑶兰，有西风中长大的王冬、蒋在，有传统抒情型的芒草、儿茶、刘安倩、贺泽兰等等。阿多尼斯说：“诗人应该持守一种生命的立场、存在的立场”，而我也在这些女诗人身上，看到了她们特有“场”和“生命力”。

   严小妖是89年生人，我将其归为90后，皆因在贵州的女性诗人中，她有完全不同于80后那种温吞的烈焰。选择小妖，不是因为她身上的话题，而因为她的浓烈与纯粹。我不喜欢为诗而诗（不懂小妖的人可能会这样说。）但当你看到她的诗里那种特有的纯情与执着，或者说是执拗，一定会改变之前的看法，为之所动。如“你想见我/我就在/你不想见我/我就远远的在”。（《省油的灯》）短短四行，却昂扬而坚定。这种“在”，在诗里，是小妖式的爱，在诗坛里，是小妖的生命力。

小妖的诗一直轻而狠。轻是指词语拿捏，狠是指情感。所以，她总给人来势汹汹，自恋而多情之感。读她的诗，就像看到一个顾影自盼，眉目传情的小妖精，让人喜爱又心生忌惮。之前说过女性诗歌正因为有了她更为丰富的样貌，才会独立于男性诗歌之外，否则，就会被淹没。而小妖身上的这种生命力与存在感，是贵州青年女诗人不可或缺的力量。她的直爽与坦诚，也很打动我，她说：“孩子，母亲，老公，爱情，短诗，情色，醉酒诗（我大多诗写于酒后）可能就是大部分的我吧。”她说一个人不可否定过去。我想，也许就是这种坚定的自我认知与自我肯定，使她诗歌呈现出一种特有的飞翔之势，不管你喜不喜欢，小妖就是她自己，可一个人，为什么非要成为别人眼中的自己的呢？小妖是坚定的口语派，但她的诗并不口水，在内在逻辑的推动上把握得很到位。在语言上，她有一种强行突破的能力，这很难得，是一个人对诗语言独有的领悟。小妖说她只有在诗歌面前才是随性的，但我想说随性是自我展示的态度，而不是写作技巧，所以，要注意一下在诗歌面前，严谨和随性，并不冲突。还有，很多女诗人不自觉地将诗歌归于“自娱”，小妖也是其中之一，这种自我中心的书写，有趣而多姿，但也要注意多层次的抒发。

第一次看到熊生婵的诗，我很吃惊，这个两千年生的孩子，绝对是贵州女诗最有可能性的将来之一。对于这种喜爱，我是不吝多言的。她对语言和生命的那种直觉，显得奇异而有活力，并且充满启迪。

诗歌最有魅力的部分，正是语言使用时的意外，这在熊生婵的诗里得到最好的呈现。她观察事物的角度，对意象的组合，对事物的解构，均有自己的独特性，而最关键，她有不同于自己年龄的冷静。如果说一个未足二十的孩子具有天生的敏感，我们都不遑多论，但她却很冷静地在叙说，这很奇妙——这种奇妙充满了透明和通透（并非成年人那种自以为是的通透）。她没有一般女诗人向内的重述，或许是她还太年轻，没有所谓的历史可叹息，所以她的眼光都是向外的。她新奇地看着这个世界，冷静地观察和呈现，语言充满摩擦力和流动性，闪耀着幽蓝的小火苗。比如她说“在山顶等待日暮，狂风清扫可疑的白”，这“可疑的白”是什么？是人之初的纯真，还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让人好奇的同时，这种语言还在语义上充满着断裂的余味，溢出很多可联想的物。而下一节关于“马匹”“有生之年”以及“褐马黑马白马”的说法，显示了小女孩的知识面与重构能力，让人联想到公孙龙的“白马论”，但熊生蝉并没有简单地将这种思想结果挪用，而是使用一个小技巧让“白马”等同于“褐马黑马”，揭露了事物的特殊性在生命的宏大面前，不值一提。我不知道我的理解和作者的出发点是否一致，或许她只是灵光乍现，便迎了上去，是诗歌自己找到了她。而作为读者，怎样理解，那要就要看你如何调动你的有关记忆与累积。而一个小姑娘，能够触发到这些机关，着实是让人感动惊叹。她在用语言创造一个独有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同时接纳着更多的人。基于这一点，她的诗歌沉稳，有开放性，熟练而自在，不可多得。

当然，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不足之处，何况一个如此年轻的诗者，她在充分展现自己的灵性之时，也会不小心露出一些不足的小问题，比如结尾处理时，怎样让气口不往下掉，不要刻意地去戳穿，诗人怎样让位于诗歌本身，这都是该思考的问题。

何瑶兰的诗充满自足性，和女性意识中虚构的美感，这一点，让她的诗奇诡而清凉。这在中国七零后的诗人身上有非常强烈的印迹，没想到在九零后身上又重现。何瑶兰在诗中，一直化身为另一个她，反复吟唱、诉说，久而久之，便将这种人世薄凉变成了一种情怀，从某种意义说，这是传统文化在诗人内心的折射。身在传统文化这个巨大的“场”中，诗人所获得与传播的精神向度是不由自主的。作为一个女诗人，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是对抗还是交融，主要看你如何去认知。而中国更多的女诗人，都是选择主动臣服（融合），然后再在其中找自己的位置，最终在诗歌里将这种恍兮惚兮的神秘感营造出来。是的，她们更热衷于“营造”和“呈现”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去对抗和揭露。何瑶兰是这其间的继承者，她找到了自己心灵交付的手段，这很好。我一直认为，现代诗不应该孤立于传统，作为一个中国女性，应该有自身文化符号的反射点，当然，这很难一言蔽之。我终究也只是个诗歌写作者和观察者，而非评论家。就自己写者经验而言，如果摈弃与身俱来的文化经验，其实是很难去重建另外的精神文化经验的，以至于写出的东西会不会成为另一种文化的延续，我藏着深深的疑问和警惕。而像何瑶兰这样的写作者，将从旧体诗歌（或者文化）中得到的营养植于新诗中，形成新的生命体验和写作风格，既新鲜又熟悉。她的诗歌即是对世界的呈现，又是参与世界的一种方法，像是梦境，也像是呓语。她将女性内心天生的脆弱与灰色部分用这种摇晃的语调来打开，像是对自己说，也像是对别人说。正如她诗里“她用红毛线在脖子上缠了一圈/她用红毛线在肩上缠了一圈/她用红毛线在腰部也缠了一圈/她把自己缠得紧实又不乏柔软……”这不仅是诗歌里的“她”在缠绕，也是梦境里的“她”在缠绕，她用诗歌将旧的自己在解构在消失，又重建另一个自己。而这种写法，如果能提升到心灵更高的地方，对外部世界的反射更为广泛和深刻，将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王冬的诗有着不同于其他女性诗歌的纵横感，有深深的西方诗歌的印迹。我才知道，她原来是作翻译的。第一次看她的诗就是在一个专门介绍西方诗歌的平台，叫“一朵花儿红了”，当时就觉得这个作者的诗比较成熟。所谓耳濡目染，王冬应是深谙西方诗歌抒情叙事的传统风格，在意象使用上，不是中国传统的直觉和写意，而是如庞德所说的“漩涡”般的集结和重叠，更重演绎和再现。她的诗，往往是很多意象累加的效果，让人措手不及，或者说，让人一时缓不过劲来。在语言上，则偏重于散文化，使得语气上有拖长后的延伸感。因此，王冬的诗歌，意象密集，充分调动了五感，是知性认知与情感建构的外在“象”的呈现。这些手法使得王冬的诗像缓慢的水流，蕴含着无数可能性，同时又形成很多遮蔽，也形成更多停留，而这种停留又给读者带来了更多的思考与回味。这样的叙述策略，相较来说比较纠缠。在目前口语盛行的情况下，会显得有些有点独立或是不同。在我来说，喜欢各种诗歌技巧的尝试，认可综合写作为诗歌写作的自然状态，所以，我反而认为像王冬这种写作方法不仅仅只依赖直觉而存在，更要求技术，是一种能力的体现。

只是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将技术变得更自在，出入无痕迹，所谓“天地一指”“万物一马”，我们融入其中，与天地为一体，方为快哉！

贵州青年女诗人中，蒋在可谓年少成名，诗歌小说都很有见树。她的诗冷静、自在、舒适，有自己的思考，形成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诗风简明清晰，不拖沓的同时她也有着九零后特有的思绪比较游离的特点，让诗语言充满了不确定性。她的诗在叙述策略上从小说中吸取了养分，比如《生的时候只想着生》，作者将故事情节抽离成一个个镜头碎片，使得诗歌有了较强的画面感，也就有了可延伸的去处，故事的张力也就此出现，留给读者的空间很大。这种很现代和先锋的写法，也带着典型的西风印迹，蒋在在注重情节呈现的同时，在技巧层面也有自己的心得。但是，用母语写诗的语言意趣问题，我想，在技巧日臻成熟的时候，大家都应该多思考一下。

芒草的诗有着典型传统女诗人的唯美、古典、雅致。将每个情节铺叙到最丰富，让诗歌在有序中呈现古典的意境之美，语言接近散文化，因此，整体诗歌会显得轻松自足，这无疑是现代中国女诗人最擅长的。这种传统同样来自于古典文学的启迪，传统抒情诗的教诲。而这种典型的传统女性内心也极其细腻敏感，伤春悲秋，“升腾的茶叶”“一根头发无声的掉下来”都会让诗人浮想联翩，都会成为一首诗。而在技巧上用得更多的，是将传统诗词直接移植的这种本领，几乎是这一类型女诗人最喜欢做的事情。“小荷才露尖尖角”“谁家玉笛暗飞声”“月过津渡，雾罩清涧”，信手拈来，即能成诗。这样的诗歌受众较广，这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普及得较好有关，但这样也容易将现代诗写成古诗翻译，这是大多数此类诗风的人容易落入的陷阱。所以，这一类诗歌风格的人最需要思考的是诗歌现代性这个问题，这也是大多数女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包括儿茶在表达上也与芒草类似，刘安倩与贺泽岚虽然没有明显古典语言的运用，却没有从传统抒情诗的氛围中走出来，仅停留在情感的表达与古诗词意象的运用，而不是制造语言的横断面，让现代性从中溢出。这和我们所受的教育有很大关系，也和我们对现代诗与中国传统诗歌的衔接思考有关系。抒情是诗歌的基调，而这些女诗人都拥有着最细腻丰富的情感，扎实的文字功底，唯一需要的是去打通诗歌现代性与传统之间那座神性的桥梁，去找到二者之间共同呼吸的“气口”，这将是一项任重道远的诗歌工程。我也相信，她们一定会找到最好的突破口。因为，她们是中国现代诗最大的一个类型群体，她们不仅是贵州，也是中国现代诗的未来，在延续传统诗歌和文人精神的同时，获取现代诗的新鲜密码，或将成为中国现代诗最有可能性的一群开拓者。

当然，贵州九零以后的女诗人众多，这几人或许不足以代表，但却大体展现了贵州女诗人在类型和风格上的丰富性。至于欠缺之处，这需要向国内外众多好诗人多学习多思考，自己也要坚持多写多练习方能达成。

以上皆为个见，不足之处，请谅解！

淳本：网名淡若春天，黔人。70后，居贵州凯里。出身书香，以为诗即是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