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

新的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

——在“第三届贵州诗歌节·百年新诗再出发论坛”上的发言

喻子涵

按官方或学者、大众媒体的通常说法，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大转型、文化大转型的伟大时期，在这个对作家而言十分幸运的时期，中国新文学跌跌撞撞已走过一百年，进入到一个新的“自觉时代”。所谓“自觉”，是指文学自身觉悟到独立的存在价值，觉悟到文学对其他文化艺术的辐射影响作用，觉悟到文学的危机及其反应机制的建立。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自觉的生成背景，大致有六：一是文学的部分功能让位于大众文化，这恰恰减轻了文学的重负，释放出文学本体的能量。二是在技术为王、利益追逐的语境下，文学以沉重之轻正好获得自由书写的广阔空间。三是文学的边界逐步打开，充分汲取各种文化艺术知识的养份，形成了自魏晋、五四以来的新一轮纷繁浩大的文学创体大潮。四是在图像时代、娱乐时代、消费时代、媒介至上的信息化时代，文化消费形成一种“泛文学”的艺术型消费方式，文学自由穿梭于各种艺术之间，成为所有艺术中最活跃的成份。五是作家解下盔甲、撕掉面具、洗去神圣、复原本性，使其创作获得身轻如燕的快感和精神理想的自由表达。六是数字化技术快速发展，文学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文学创作与发表空前自由。由此，文学创作的新的“自觉时代”完全到来，这是中国百年新文学难逢其时的最佳时期。

在这个文学自觉时代，诗人如何自觉，诗歌如何自觉？这是诗人和评论家、宣传家们一直关注的重要问题。而诗人们通常认为，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写什么、怎么写，是诗人的权利，是文学内部的事，诗歌不需要什么力量来推动创作，也不希望有什么力量来阻挠创作；而评论家们、宣传家们，甚至包括一些政治家们则认为，恰恰有了这样的权利，诗人们放纵了自己，放松了自己，放低了自己，这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写好诗的权利。如此而来，写诗就成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什么是好诗也成为众说纷纭、争论不休的焦点，并且在各种会议上、文件上、文章上，老是教训诗人应该写什么诗、怎么写诗，诗人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诗人；而诗人内部也纷争四起，互相质疑，相互消耗，甚至失去自信、失去方向。当今文坛的这种众生喧哗景观，尤其是新诗实践花费百多年时间尚未得以定性和普遍认同，尚未形成“自足的或稳定的美学传统”（李云雷语），这实在耐人寻思，在古代少见，西方也少见。

然而，在这个文学自觉的时代，诗人到底如何自觉、诗歌到底如何自觉？或者说，百年新诗再出发，我们拿什么出发？我们有哪些准备？作为诗人本身，这个命题真的需要认真对待和思考。我想，有四个方面值得重视：第一，诗人的主体性自觉。这涉及到诗歌理念、创作原则、主题选择、情感取向、美学追求、创作个性等系列问题。在这些方面，诗人如果发挥主体性作用，就会具备高度自觉的把控能力，自觉接受、吸收、运用西方现代诗传统和中国民族化、大众化传统，就能自觉掌握诗歌创作的规律，提高审美创造能力。当然，诗人主体性的确立，首先在于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在于人的自身价值的认识和肯定，尤其是人的个性人格观念如果没有形成，就谈不上主体性自觉，文学的自觉也就没有保障。诗人主体性如果得以确立，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和文化的批判能力就会增强，诗歌创作的专业精神就会强大，对诗歌语言就有着超敏感转换，诗歌的创造性就有着极限发挥，诗歌创作就有着思维的自觉和全新的个性，诗歌理想就有着执著的追求，诗歌作品就会形成成熟的、稳定的、独特的风格。如果主体性缺失，诗歌就会沦为平庸的一代。

第二，诗歌文本的自觉。包括诗歌体式的自觉、书写内容的自觉，诗性精神的自觉、语言意识的自觉等。当然，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写作，其核心问题是思想问题和语言的问题。这是诗歌写作的关键。思想问题，如人之精神和品格；语言问题，如人之神态和气质。至于诗性和内容，如人的骨骼和血肉；而体式问题，只如人的衣冠与外形，那是可依据内在条件进行自由创造的。从中国新诗的产生与发展来看，自由诗与散文诗，长诗与短诗，题材与角度，结构与语言，风格与手法，均不必拘于一律。一百年前的新诗实践，无论是现实的、浪漫的、现代的，还是自由的、散体的、现代格律的，均成为白话新诗文本探索与建立的重要手段，它们共同完成中国新诗从旧体到新体的文本改造，其功莫大焉！至于上世纪60年代余光中先生说了几句散文诗的坏话，新世纪以后季羡林先生说了几句新诗的坏话，以及当代部分评论家、宣传家先是说现代诗的坏话，后来说政治诗的坏话，再说朦胧诗的坏话，又说口语诗的坏话，等等，作为成熟的诗人，对这些话都是大可不必灰心而记恨的。当然也应该冷静思考，人家既然在说，一定有理有据，诗人们应关起门来自查自省，从思想、诗性、语言等方面，苦下功夫，自改自新。

第三，时代精神承担的自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从清代王国维开始已讨论一百多年了，而且后来不管什么倾向的人都在这样说，说明它是一个公理。现在有些诗老是脱不掉农耕时代的文化情趣、古典意象和士人生活想象，比如归隐耕读、闺情别怨、松竹梅兰、田园牧歌等等。大家都知道，诗歌创作要追求“陌生化”，追求新鲜感，那诗人就要保持对时代的敏感反应，敢于面对现实的复杂、多变与尖锐，主动追赶时代而不是让时代呼唤诗人。时代精神是多元的，其特征是鲜活的当下关怀，其核心是猛烈的除故革新。现代诗歌要有一种在场感、鲜活感、力量感、命运感，要有审思性和批判性，准确把握当下的社会情绪，突出现代审美特征。因此，诗歌疗救心灵也好，怡情悦性也好，生命体验也好，生存打量也好，现实批判也好，终极关怀也好，甚至自娱自乐或者后现代狂欢也好，在这个文学自觉时代，诗歌写作总要有一种关注时代的姿态和行为，使其消除违和感，展现诗歌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这种姿态和行为是情不自禁、心甘情愿、开放自由、自始而终的。

第四，传播方式的自觉。也就是要打破传统书籍、报刊经典传播的神圣窄门，充分利用影视平台、网络媒介、手机终端、会展空间、音乐沙龙、景观场所、校园环境等载体，使之自觉成为当代诗歌的创作与发布平台。新世纪以来，文学边缘化既成事实，尽管语言媒介仍然富于魅力，但现代传播霸主已不再是书本；尽管诗歌创作活动仍然频繁，但只有依赖于多媒介新平台才能让人们产生更多关注。当然，诗歌也有不为取悦大众、不唯大众传播而写作的；并且，大多诗人不靠稿费生存仍然从事诗歌写作。但是诗歌不能随诗人的离世而带进坟墓，诗歌的生命力还得依赖传播得以长存。因此，诗歌不要轻视多样性传播平台，而要随着媒介的变革而不断创新发展；当然也要防止因创作环境宽松、发表门槛降低而使一些非诗因素破坏诗歌创作的环境和声誉。再从传播的受众来说，已经形成了“诗人就是读者，读者就是诗人”的盛大景观。这恰恰也是文学自觉时代的诗歌常态。因此，社会上关于“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实际上，欣赏诗歌是需要诗歌修养、知识素养和理解能力的，有了这种能力的读者，他自然也是具备诗歌写作能力的。所有诗人也都是从读者到诗人的。即使有不写诗的人，也是能阅读和欣赏诗歌的第二诗人。因此，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诗人就是读者，读者就是诗人，而全民读诗是不正常的。当然，随着诗歌的普及和多功能的发挥，诗人与读者这种互动效果的诗歌景观，自然会像诗经时代、唐诗时代那样扩大于社会各阶层。

最后要说的是，一些有利于诗歌发展的话是应该坚持的。比如，人类情怀、现代意识、终极价值。我们须知，诗的最高境界是超越一切功利、是非和道德的判断，从而抵达自由的人心、光辉的人性和审美的圣殿。因此，人类情怀、现代意识、终极价值是产生好诗与大诗的基础。在这里，愿我们树立人类意识，胸怀诗歌理想，在新的一百年写下真正的好诗和大诗！

     喻子涵：男，土家族，诗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为贵州民族大学教授、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