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化老人 | 访余未人先生

与贵州文化老人对话，面对面探寻他们的生命轨迹与人生智慧，是“动静”一直想做的事。接下来，我们将陆续推出贵州文化老人特别访谈，由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理事、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文史研究处处长陈丹阳带我们一起走进贵州文化老人的精神世界。第一期访谈的是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余未人先生。

·人物名片·

余未人：1942年5月生人，女。现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口述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首届省管专家。出版个人作品《我的百年家族记忆》《远古英雄亚鲁王》等十八部。主编《中国民间美术遗产普查集成·贵州卷》、《亚鲁王（五言体）》苗族史诗《簪汪传》等。

陈丹阳：

余老师您好！日子过得很快，做您访谈和作品研讨会的想法，在我心头已经萦绕了很久，它的轮廓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反而更加清晰。这些日子里，想与您交流的东西由少而多，又由多而聚，凝成了给您提出的这九个问题，我知道用九个问题来叩问您七十多年的人生和四十多年的写作生涯，远远不够，姑且以点带面走近您吧。

余未人：

想想你说起文史馆计划做我的作品研讨时，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出于本能不敢应承，自己实在是没有多少东西值得让学者们费心费神。一千多个日夜过去了，你们初意未改，恭敬不如从命吧。老冉冉已至，或许是可以做一做小结了。但真要钻回个人历史的隧道，却并不轻松。对于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真正完全了解的只有自己，只是，人有时或许不想、不敢直面人生罢了。

我生活在各种运动的夹缝里——反右运动时，我上高一，没有参与。“四清”运动时，我是大学生，下乡去做工作队员，自己不是清理对象。“文革”中当过“现反”，但时间不长，之后“逍遥”多年。知青下乡时，我已经分配工作端上了“铁饭碗”。我的性格属于埋头拉车而少有顾盼的那种。与我的长辈和一些朋友大起大落的人生相比，我走过的人生旅程稍显平顺、平庸、平淡。之所以如此，一是命运，二是性格所致吧。

没有大苦大难，我比较随遇而安。年少的时候我很少做过作家或别的什么家的梦。后来，因为读了幼儿师范，失去了继续学习理化课程的机会，但人生总不能没有兴趣和精神寄托，它需有一个安放之处，自然而然地就落到文学上来了。1969年以后，我供职于乌当区文化馆，工作的大环境大气氛把我归为另类，沉闷压抑；但自己编点儿小歌舞让知青们排练下乡演出，也从中找到许多乐趣。之后，我的职业从基层文化馆到市文联再到省文联，所从事的工作都与自己文学艺术的爱好并行，特别幸运。试想，如果我是一名教师、一个医生，或是成为一个权力部门的公务员，职业与爱好斗劲，孰胜孰负都有些难以自安。

陈丹阳：

文学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年纪长了，梦想往往也就淡了，您也是在那样的青葱岁月与文学相遇的吗？对于一个与文学相伴了一生的过来人，她给予您的有多少开怀与慰藉，多少思索与无奈？

余未人：

经历了“文革”的“文化沙漠”年代，我特别感受到文学书籍的可贵。1970年代初，我曾经悄悄读过一位匿名的知青用钢笔抄写的大部头《基督山恩仇记》；还有几个年轻人则是每晚聚在一起，由一个人用耳机悄悄听录音带后，晚上“现蒸热卖”主讲这部外国通俗小说的故事，他们如痴如醉。1978年5月，当重印的一批古今中外文学名著35种在新华书店开售时，我们曾经彻夜排队购书，如饥似渴。

改革开放后，我当了《花溪》的小说编辑。我是先编辑小说而后才真正写小说的。如果没有当小说编辑，那我写小说的年份也许还会推后些。从那时起，我的文学爱好与职业结合得相当紧密，就更与文学不离不弃了。文学让我进入了一个特别纷繁的世界。文学是美好的，它牵动心灵，让你总是在体验细腻的情感和铭心的苦难，思索难忘的过去和前途未卜的将来。文学是沉重的，它占领了你的身心，让你终日沉浸其间而不得自拔。“艺术不是对于现实世界的研究，而是对于理想真实的追求”（乔治·桑《摩沼·序》）不过，文学也有时委琐而上不得台面，其中也混杂着一些粗制滥造的、你不愿让自己的子女去接触的东西……想起来，世间没有什么比文学更丰富、更纷纭复杂了。我感恩于文学的滋养，既有精英的、作家书写的文学名著，也有民间的、只有口传而不曾留下文字的古歌史诗。这些作品让我即便长时间独处，也从不感觉寂寞。

陈丹阳：

我总觉得人生有许多节点是绕不过去的，好像不随人意，是命运之手在翻云覆雨，您从文学编辑到作家再到民间文化学者，此时沉醉其中，彼时悄然淡出，看似同一领域，却是深谷宽壑的跨度，这个跨越对于您是水到渠成，还是主动而为？

余未人：

当时光流转到九零年代，因为工作变动，我到省文联分管了一个陌生的部门——贵州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我过去认识其中的几位少数民族老专家，只知道他们是办《南风》杂志的编辑同行，却不知道他们服务的这个大部门，孤陋寡闻。当年，他们废寝忘食地做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即《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贵州卷》《中国歌谣集成·贵州卷》《中国谚语集成·贵州卷》。我去后，就仿佛一条小鱼游进了大海，在波涛中翻卷逐浪，只觉得新鲜极了有趣极了。当时有两部集成书稿正在编辑，那都是老专家们的成果。我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决不在书籍的任何位置署名，得当好服务生，最紧迫的是为之筹集当年最短缺的经费。这是我的弱项，但只有硬着头皮化缘，否则，专家们的成果就出不来。我进入民间文艺领域就是这么具体琐屑，没有一点儿诗意可言。后来，“民间文艺十套集成”历时二十年得以出齐，被誉为我国的“文化长城”工程，其中也有民间文学的这三套。

在民间文学浩瀚的海洋中游弋，我被大海的磅礴气势彻底征服了。我想得更多的是，除了“集成”这项国家的硬任务之外，我们该做的事太多太多。我省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在全国都排不上号，独有民间文学蕴藏在全国是名列前茅，是当之无愧的“大省”。老一辈各民族专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跋山涉水搜集整理翻译，内部铅印了七十二集民间文学资料，是全国的唯一。我省如果没有自己的民间文学选粹和理论研究，我们这些拿着薪俸做文化工作的人岂不是传统文化的不肖子孙？愧对先祖。我们应当有自己的民间文学选粹和理论研究书籍，这是最基础的工作。但如何能够把浩如烟海的东西选粹编辑而正式出版？说起容易做起来很难。我想，我们的长项是有长年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翻译的专业人才，这是最宝贵的。至于其他条件，似乎都还不具备。但如果不立即行动，永远不会有条件；做起来呢，天无绝人之路，总能前行的。

当年民间文化的理论研究是我省的弱项，仿佛是一片待开垦的处女地。那时我省高校、社科院等涌现了一批正待“立言”的青年学子，如何能让他们进入这个领域，事关我省民间文艺学科今后的发展大计。于是，从1994年至2001年，我策划了四套民间文学选粹和民间文化研究丛书，有数十人参加。1997年出版的《贵州民间文化研究》丛书一套十本，作者的平均年龄不到四十岁，如今都是成果斐然的教授、博导、硕导了。当年大家各自提出和认定选题，互相切磋，直抒己见，有一种虔诚而温暖的学术氛围，至今让人怀想。四套丛书计八百万字，在贵州人民出版社和中国文联出版社的支持下正式出版，四套丛书在国内外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也锻炼了一支有实力的民间文化研究队伍。

1997年我发表了最后一个中篇小说《穿越文明》，用的是彝族传统文化题材。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转行到民间文化领域来了。我的个人著作也转向了民间文化研究，再也没写过小说了。想起来不无遗憾，但我不是那种才艺压身的强者，我自知能力非常有限，没法做到二者兼顾，只有舍鱼而取熊掌也。我经历了两次文学艺术领域内的小转行，第一次是由小说编辑转为自己也写点小说，第二次则是由分管民协工作而转入了自己也做点民间文化研究。第一次还是二者兼顾的，因为编辑是职业。第二次更彻底些，我走进田野去做调查，以田野调查来丰富书斋研究的知识，并作出自己的思考。回头看，我发现自己像一颗不太择地的小种子，有了基本生存条件，就顺其自然地生长起来。

陈丹阳：

说实话，我挺羡慕您，周围的人都爱说工作和爱好是两码事，没办法统一起来，但好像您没有这方面的纠结，您的工作似乎就是您一生所爱，这样的心绪是怎样炼成的？

余未人：

工作和个人爱好毕竟是两回事。能够把前者转化为后者，是个人的性格所致。我不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对一些事情要求不高，比如杂乱些儿、粗心点儿等都能够接受；但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工作上的不入门不专业不认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专业工作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如果自己不懂专业，势必占着位子瞎想胡说，贻害无穷、留下笑柄。我得一点点学习，一步步入门。民间文化领域内可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歌师一个戏师就是一个大学问家，一个绣娘一个工匠就是一个大美术家。跟他们接触，也许开始有些困难，人家不一定欢迎你；但日子长一点，这种交往会变得特别轻松愉快纯净。也是他们引领着我，一步步在民间文化的海洋中沉浮搏浪。中外学者们的人类学理论著作，是这个行道的理论根基之一，这方面的学习，让我眼界大开，问题日多，思虑日多。有的翻译著作文字诘屈聱牙，像在迷宫里转，越转越糊涂，所以有时难免疑心，著作人与读者究竟是更明白了，还是更糊涂了。生活与学术，仿佛都是一个个的螺旋，生命不息，回旋不停啊。

陈丹阳：

发掘贵州民族民间文化，是您这些年一直在致力的事情，其中到偏远山乡的田野调查特别艰苦，就拿您调查锡绣技艺时去的黔东南剑河展留村来说，当时不通公路，从县道下车后还要跋山涉水，雨后泥泞坡陡路滑。不仅如此，您在退休以后还在继续着这些“吃苦”的活，动力何来？

余未人：

我真正进入民间文化的自由王国，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从省文联退休前后。2002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冯先生作了语调沉重又激情洋溢的主题发言，并发起全国百名专家签名的《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这是一份庄严的宣示。

与会者平日里在田野上奔走，眼见一些数千年文明的遗存迅疾消失，流行文化强势涌入农村，青壮年大批外出打工，传统民俗无人传承而只剩下躯壳……山寨村落的实景一一在眼前回闪，令人揪心。

那时候城市里忙着“大拆大建”，一条条古街迅疾消失代之以摩天高楼，触目皆新，谁识当年旧主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时尚之风刮遍神州大地。政府部门深陷其中，有的充当了始作俑者，更没把“民间文化遗产抢救”（简称“抢救工程”）提上工作日程。

知识的积累让人能够先知先觉，目光敏锐。与会者一个个仿佛开了天眼，学者们把书斋中的思虑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层级，杳然天界高。可是，仅靠“坐而论道”是徒劳的。“抢救工程”犹如一团乱麻千头万绪，我们不理，谁来理呢？我们不做，谁来做呢？签下了这样一份宣言，就不能轻言退路了。

与会专家誓言要对神州大地的民间文化如同1964年的巴黎那样，“大到教堂，小到汤匙”进行一次“地毯式搜寻”。可以说，在维护民间传统文化方面，“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心跳血热，专家们多少年没有过如此激昂亢奋的时辰了！会上一道道闪电般激发心智的瑞光，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回想自己几十年的工作，会议如流水，大多散了就忘了。唯有这个会，让我铭记，让我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