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慧彬文评:荒诞的现实与现实的荒诞

荒诞的现实与现实的荒诞

——重读张永龙《黑豆队长》

卢慧彬

把张永龙1980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黑豆队长》放在2014年的当下来读，依然令人异常震撼，毫无三十余年时光带来的隔膜与陈旧感。可叹的正是这份“不陌生感”。一是因为作者把握透视生活现象的能力敏锐超凡，能将生活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生动自然地通过小说情节呈现和揭示，直指人心，举重若轻。二是因为，作品深入剖析揭示的本是特定历史年代(文革)的极具特殊性的荒诞现象。现在读来，却发现小说呈现的某些令人啼笑皆非又心寒彻骨的生活状态，在当今社会依然普遍存在，虽改头换面，却根深蒂固，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就不仅可叹，而且可悲了。 真与假的对立与博弈，虚饰与欺骗对人性的扭曲和戕害，是人类始终要面对的问题。《黑豆队长》超越了时代，叫我们要时刻警醒。

一、荒诞的现实活剧

《黑豆队长》一开篇描绘的是一场世界现代“选举史”上“别具一格”的奇特选举——杂木寨生产队以“拈阄”的办法选出一位十二岁的男孩担任队长。

这次选举的独特之处在于候选人的构成和选举方式上：

在一口袋黄豆中有一颗黑豆，抓中黑豆者，就是队长。

“凡是能拿公分的男人，都要参加拈阄，谁拈中谁就当队长，任期三年……能拿公分的男人?八九岁的娃娃就能拿了”。

小说以平和的语气和白描手法描写这场选举。

所有的成年男人，口里默诵着“老天保佑”之类的“咒语”，把手伸讲口袋里，仿佛那是一桶沸腾的滚油，然后象被烫了一下似地缩回来，发出大喜过望的欢呼：“黄豆！哈……”

十二岁男孩黄培贤是家里唯一顶用的男劳力，却不幸抓中黑豆，成为前无古人、“创造历史”的“黑豆队长”。

按常理来看，对权力的追逐是人的本性。生产队长虽不算大官，但芝麻官也是官，为什么杂木寨生产队的成年男人唯恐避之不及，仿佛当队长便是惹火烧身？为什么会有这样一次匪夷所思的选举呢？

读者一开始便被小说以简炼语言平和呈现的这幕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诞的现实“活剧”所吸引，悬念迭起。

二、“新生事物”的扶植与泡制

十二岁男孩黄培贤，生活在一个极端贫困家庭。他父亲早亡，母亲重病失去了劳动力，还有六岁的妹妹和四岁的幺弟，黄培贤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一家生活全靠他刨制盆桶支撑。但他却偏偏拈中了黑豆。队上为了向上级交差了事，给他开出双倍工分等优惠条件，让他差强人意地当上了“黑豆队长”，负责开那些名目繁多的会。

黄培贤到公社开会，听“儒法斗争史通俗讲话”。这时“支农工作队”队长刘强粉墨登场。在十二岁的孩子当生产队长的事败露后，刘强先是勃然大怒，忽然灵机一动，“因势利导”地将“黑豆队长”树立为“新生事物”，迎合政治形势，加以“大胆扶植”。

黄培贤凭借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因循古老的生产方式，居然也能把生产安排得井井有条。刘强为了实现自己的“造星”计划，让黄培贤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并且告诉他，背熟它就有了一切。

经过精心策划，如一系列摆拍，制造出农村“改天换地”的假象，刘强将杂木寨和黄培贤“成功”地树立为典型，上了报纸。黄培贤也被派去参加省学代会。由于出了黑豆队长这一新生事物，反招致支农工作队进驻龙山大队，结果各生产队的副业生产纷纷暴露，被树为“先进典型”的杂木寨最后也不能幸免。老百姓的生活被逼入断炊的绝境。

三、写作特点

（一）结构紧凑精巧，反映矛盾的发展进程。

小说《黑豆队长》重点抓住荒诞现象背后的主要矛盾，着重描写矛盾双方的行为表现。冲突双方相互作用，冲突的结果环环相扣，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展现矛盾的发展演化过程，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基本结构。

杂木寨生产队以这样“荒唐”方式选队长，实属被情势所逼的无奈之举。是文革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恶果，是老百姓为了有条“活路”，为应付极左政策而采取的消极对策。

杂木寨由于田少地多，自然条件恶劣，不适于农作物生产。全寨一百多户人家，主要依靠制售木盆桶谋生，以副养农。在“自由市场”被禁止的政策背景下，杂木寨制售盆的话动转入地下。在这样的“特定环境”中，哪家男人如果被选中当队长，由于要去参加各种名目繁多的会，无法制售盆桶，一家人的生计就难以维持。为应付官方选出任期三年的队长的强制命令，才有了这场匪夷所思的选举。

小说始终紧扣了人物行为背后的内在动机，揭示出支配老百姓行力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经济因素和生存需求。老百姓的诉求如此简单，又如此卑微和现实，只是要吃上饭，活下去。但小说紧接着呈现的情形却是，这样卑微的愿望都难以实现，百姓生活一步步被逼上断炊的绝境。

《黑豆队长》中这场奇特的选举，实际凸显了百姓与官僚体制的矛盾。以及矛盾双方的博弈与“斗智斗勇”。这种冲突是整部小说矛盾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小说中我们一直看到极左政策和官僚体制造成的极端形式主义对老百姓的步步紧逼，看到百姓又是怎样费尽心思采取应对之策，只为争一条“活路”。百姓这种被迫的抗争在小说中虽没有被突出描写，却时隐时现，始终存在，不可忽视。

这就促使读者不得不思考，造成这种令人心痛的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显而易见，不尊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关系规律的极左政策是罪魁祸首。这种一步步将百姓生活逼到死路的政策是恐怖和令人发指的。

（二）关注人物命运和心理的变化

但小说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错误政策的一般性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展现矛盾的演变过程。反映当虚假与斯骗披上“正义“的外衣后，一个纯真善良的灵魂怎样一步步被扭曲，最终被彻底毁灭。

小说着重描写的，便是黄培贤当上“黑豆队长”之后，他的生活和心理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黄培贤因担负全家的生计不得不辍学。但他却是一个勤学上进的孩子。当上队长之前，他不舍昼夜地泡制盆桶，目标就是存钱送妈妈进城看病，等妈妈病好一点，弟妹长大一点，就到公社农中去读书，因此格外发愤。即使在辍学之后，他仍然每晚坚持参加学习小组的学习。“他的全部热望，归根到底就是学习。”

“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嘛，一切，就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培贤相信了刘强所说的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的威力，于是把它当成圣经来读。他每时每刻都在背诵它，渐渐走火入魔，盆桶也不做了，家中没粮食也不关注了。

他只是一个孩子，只不过想要自家生活迫切需要的大米饭、钱。在“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幻境蛊惑下，他失去了鉴别和判断是非真假的能力，于是便迷失了。更糟糕的是，他的迷失已直接威胁到了他全家的现实生存，他的不事生产，使家中已揭不开锅了。

纵观张永龙的小说作品，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以青少年为主人公，或以青少年的生活为关注的对象，借此折射反映社会生活。

《黑豆队长》聚焦一个孩子在那个荒谬而恐怖的时代，因为一个偶然原因被卷入一场荒诞的政治闹剧，命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小说正是以这个单纯的孩子的视角来切入，写他在这场闹剧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这场闹剧中，一系列弄虚作假及矫饰的行为尽情上演。骗子政客为了个人私利，将这个原本淳朴、善良、好学、勤奋向上的孩子当作政治投机的棋子。不仅从物质层面毁了一个孩子的生活，更严重的是政治神话的欺骗性，造成了他思想认识上的混乱和人格的异化。这种纯真心灵的幻灭，灵魂的扭曲与混乱，才是更可怕的悲剧，更加令人心痛。

（三）令人思索的细节描写

小说中有几个细节耐人寻味。

刘强这样的跳梁小丑兴风作浪，虚张声势，置百姓死活于不顾，弄虚造假。目的不外乎是借机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谋取私利，好往上爬。

关键问题是这幕造假闹剧能一步步顺利上演。这体现了当时整个宏观政治语境弥漫充斥着弄虚作假、粉饰太平的风气，以及在这种政治语境中应运而生的各种娴熟的造假伎俩。也与人性中弄虚作假的“天份”有关。一个细节是“摆拍”照片，临时给极端贫困的杂木寨安上电线电灯，制造热火朝天“学大寨”的生产图景，不会医术的农村女青年假扮医生等等。这一系列造假手段我们在三十年后看来是多么可笑，但又是多么熟悉啊。当下我们身边但凡造势宣传，不也还常用这样的手段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百姓的务实与清醒。老百姓为生存暗地搞副业，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的践行者。黄培贤的母亲虽是一个没多少文化的农村妇女，却并不相信世上有能让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的书，不相信光凭背《政治问答一千条》就能改善生活，吃饱饭。她说只有传说中的《鲁班书》能让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却会让人断子绝孙。惨不忍睹的是，最后背诵《政治问答一千条》真的让黄培贤一家走上了不归路。

还有一个细节，培贤在参加省学代会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为什么那些嘴上说‘为人民服务’的人，身上都比人民肥？”这的确令人深思。

（四）“荒诞性”、现实性和普遍性

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博弈、斗争在不同时代始终普遍存在。

愚弄百姓，欺上瞒下，颠倒是非黑白，却畅行无阻。这应证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与1980年代初同时期风行一时的“伤痕文学”作品不同，小说《黑豆队长》只是对生活现象进行了提炼和较平实地呈现，未加以情感渲泄式的血泪控诉。这样反留给读者更大的感受和思考空间

为什么这样的弄虚造假行为可以横行无忌，获得鼓励和“成功”，一发不可收？与“形势一片大好”的“光明”假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饥荒肆虐，民不聊生。问题的根源在哪里？仅仅是一时一地的政策错误吗？催生这一系列现象的更深层的因素究竟是什么？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各类真假博弈的一个小小样本，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危害性却极大，权力掌控者玩弄权术，给百姓生活造成的后果却是毁灭性的。

这是一出人性的悲剧。这种虚张声势，弄虚造假的邪恶力量始终伴随人类社会，如影随形，从来不曾彻底消失，时刻威胁我们的生活和心灵，只不过以更加隐蔽的形式的存在。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

揭露批判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扭曲的社会现，固然是这部小说的意旨之一。但一部作品若仅仅反映或抨击一时一地具体的生活现象，很容易“过期作废”，具有局限性，随时代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被淘汰。但如果能够深入剖析挖掘生活现象背后的某些关于人性的本质性因素，揭示一些生活矛盾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这样的作品就有可能超越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局限，长久地给读者带来思考和启示。《黑豆队长》便是这样的作品。小说并没有停留在对“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错误政策的一般性批判上，而是进一步反映当虚假与斯骗披上“正义”的外衣后，一个纯真善良的灵魂是怎样一步步被扭曲和毁灭的。

小说《黑豆队长》以平实的语言和凝炼的文本结构描摹现实图景，手法是写实的，却揭示出现实生活的荒诞性，以及这种荒诞的普遍性，具有现代性批判的精神实质。简约而不简单，让我这普通读者不禁遥想起果戈里与契诃夫。

（作者卢慧彬为贵阳学院副教授，文艺评论家）